《丁盛回忆录.口述节录版》连载（一）
该回忆录已征得丁盛将军女儿的同意，将陆续分章按前后顺序在本自媒体转载全文，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将军、认识将军，以飨读者。
江西丁氏族谱文化研究会、赣州丁氏文化研究会终身名誉会长 丁国兴
2025.10.18 于赣南师范大学
丁盛回忆录
《丁盛回忆录.口述节录版》连载（一）
第一章 跟红军走
1、贫困的童年
我祖上是江西省于都县新陂乡水排村人。1913年农历十月初十出生。家中兄弟姐妹七人，四个哥哥，两个姐姐，我最小，全家务农。我记得我的童年时期还是可以的，不算太困难。我的父母，特别是母亲，对我非常好。 我很怀念我的母亲。后来当我大一点的时候，到了十二、三岁，我们家就比较困难，比较穷了，越来越穷。那时候，吃饭都困难。
江西这个地方，10月份之后，地瓜（红薯）就收起来了，从10月份开始，11月份、12月份、1月份，这几个月，我们基本上是吃地瓜管饱。 我们那个地方冬天基本上没有什么事干，大家在家里闲着，所以冬天都吃地瓜。我是家里最小的，早起，家里每人一碗蒸地瓜。这种情况之下，我的母亲就会单独给我蒸一碗饭。 我母亲卖鸡蛋。有两只老母鸡，生了鸡蛋，一个鸡蛋两个铜板，时不时地给我三、五个铜板，买个零嘴，买个糖。
我母亲对我非常好，她的为人对我影响也很深。勤俭度日之外，她老人家还有一手做果脯和年果的手艺。每逢村里办喜事或办年货，乡亲们都请她去帮忙，把梨、柚子等水果用刀雕成花，然后用糖浸泡、晒干，办事或过节用。乡亲们酬谢她的果子，带回来给我吃。我每次放牛回家，母亲都给我准备好了吃的。她为人敦厚善良，从不与人吵架。1951年驻军广东时，我寄回家的罐头，她用勺子分给村里的乡亲们都尝一尝。1958年，在朝鲜战场接到她老人家去世的噩耗，我十分悲痛！ 那时家庭生活困难，我的二哥生活不下去了，就去当了和尚。三哥、四哥出外打短工。 他们成了家，都分开了，房子也很困难，两个人就到另外的地方去住。他们也都是种田，没有别的什么收入。有时候下雨，在河里、田里搞到几条小鱼，他们都会把我叫去，或者端一点，送一点给我，所以哥哥嫂子对我非常好。我对他们也是很留恋，很感激的。他们对我的父母也都很好，但就是穷、困难。 到了十四、五岁，家庭更困难。这时候和我的童年就不一样了。我原来和父母住一个房，这个房子很小，放两张床就拐不过弯了。我在1994年回去过一趟，带着我的老伴、孩子，去看看我原来的住房。白天屋里都看不见，不要说晚上了。白天进去都要电灯，面积很小，人进去拐不过弯来。
瓦房倒是瓦房。历史上我们这个家庭是不错的，可能还比较富裕，搞不清楚是多少代了。我们的院子是一个房子一家，住了七、八家，我们的这一个房子是隔开的，前面是我的四哥、四嫂他们住。后面是我和父母我们仨住。一个房间隔成两个，所以就很小很小。我们这个房子和牛栏挨在一起。我们小孩子没地方睡觉，晚上就挤在一起。生活过得很困难，吃饭也困难。青黄不接，三、四月份，喝稀饭，吃不饱。冬天穿两件单衣，很困难。环境恶劣，家里睡觉的房间里都有一个尿桶，小便都是在房子里边。到了冬天，一进去房子里，跳蚤就像蚂蚁上树一样，呼呼地往腿上钻。记忆犹新的是夏天蚊子多，嗡嗡直叫，扑脸，臭虫也多。 穷啊，也没办法解决，这样我就产生了不愿在家里的想法。怎么办呢？那时我十五、六岁，也出去做过工。给有钱人发排砍树，顺着河放下来，我们几个人就捞起来，对在河边。 因为年纪小没力气，干活达不到老板的要求，他就不要我们干了。 我们村子旁边有一条河。我们一群放牛娃，夏天几乎整天就在水里泡。所以我们放牛并不太累，热了河里面泡；泡了起来，男男女女小孩子在树底下一起玩。我们家乡是不错的，我也很留恋，就是生活太困难，因为穷是整个地区的问题，不单是哪一家的问题。
《丁盛回忆录.口述节录版》连载（二）
2、少年红军
1929年，我十六岁了。这一年，朱德、毛泽东的红军从井冈山下来了，路过我们那里，从江西又到了福建，转来转去打游击。1929年以后，红军在江西、福建一带发展很快。到了1930年，天气很热，快收谷子的时候，陈毅老总的一支部队到我们家门口，是红一纵队。当时也不知道什么部队，只知道是红军就行了。我们有六个小孩子平时在一起玩，放牛，觉得在家里太穷太苦太累，就想去当兵，脱离这个环境，找个地方有饭吃。打土豪我们都是看见了的，红军来了，分地主的浮财，杀猪宰羊的。这个我们看到了，我们就去当兵！
就这样，我们六个人，红军过来时就跟着走了。当时各家的父母亲人都是不知道的。所以那个时候当兵，什么革命思想，我是想不起来有，就是为了有饭吃。看到打土豪，杀猪有肉吃，就行了，就这样当的兵。是在陈毅的部队，红军一纵队特务连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们参军后，各家的父母都很担心。我的母亲多次到村外的山坡上去眺望，想我回家。
我们六个当了兵，跟着红军走，愈走愈远。走了三、四天，从恶魔家乡走到赣州。现在看来很小的事，从我们那儿到赣州50公里，那时候转来转去，我们也不知道有多远。因为我们小时候没出过门，就在本村里，没出过20里地。连我们县城20多里地，我们也没有去过，顶多就是10里地。跟着红军转转转，也不知道转到哪儿去了，也不知有多远，东南西北也搞不清楚。个把礼拜之后，红军打赣州。打一下，没打开，国民党部队追出来了，追得我们很远。这样一追之后，我们六个人有两个人就不见了，回家去了，我们四个人没有跑，我们不跑。
这样越走越远，走到了赣南地区的信丰，后来由信丰转到了江西、湖南交界的上犹、崇义。对这个地区，国民党正规军是不出动的，他们的部队顾不过来，因为赣州是个中心区，所以国民党正规军就在赣州。县里边，其他地方就是地主武装，保安团这些东西。
六、七月份，我们在上犹、崇义一带，待了大概有三、四个月。这三、四个月，我感觉不错，比在家里要好得多。仗也没怎么打，要打也是和保安团打，谁也打不过谁，谁也消灭不了谁，也没什么伤亡，你来我跑，我来你跑，打来打去。这样，我们四个人也稳定下来了。
1930年8月以后，朱毛红军主力部队打开了江西的吉安，随即把我们这个纵队调去吉安。到了吉安，我第一次看见电灯。我看见电灯泡这样小，晚上忽地就亮了。也是在吉安，第一次看见国民党的飞机在天上飞。那时也不知飞机的厉害，感觉很有意思，跑出去看。从吉安出发一天后，又返回，这时候国民党要进攻我们了。
我们从吉安向红军最老的根据地东固走的路上，就看见死尸。什么人呢？当时说是“AB团”。路上陆陆续续就看见一些死尸，也没有问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只觉得实在可怕。
往东固一直走到黄陂，在河边上住下了。下午挖深坑，早上起来，连队排以上干部一下子不见了，不知道哪儿去了。说“AB 团”是国民党派来的反革命。把你抓起来，搞逼供信，互相咬，咬到你就跑不掉。当时也没有什么根据，更没有什么法律，咬着你就杀；动摇逃跑的，抓回来也杀。要么革命，要么反革命不过，就这么简单。团长、师长都被杀了，谁也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。那时我还小，是个战士，别人也不怎么认识我，也没人咬我。排以上干部在劫难逃啊，杀了很多人，部队减员很多。那时我在特务连当战士，我们住在河边上，经常看到一溜一溜地，三个五个，七个八个，十个二十个押过了河对面，就挖一个个的坑，杀了就下去埋了，很惨啊！用梭镖戳，我们都看到的，就在河对面，河又不是很大。现在想起来，还痛心，还难过。哪怕和敌人拼，死了也认了，却都死在自己人手里！
到了1930年11月初，整个红军整编，几个纵队变成一个师，二十二军六十四师，当时师长是粟裕。我们这个纵队改为一九二团。改编之后，就把我调到团里当通讯员。当时就在这种红色恐怖下，能坚持下来是很不容易的。这时，同来的三位伙伴已经不知去向。直到解放后回家，才知道早已牺牲了。也不知何年何日在何处牺牲的。
3、在反“围剿”中成长
1930年12月底，整个形势变了。当时红军从吉安北上，准备再攻南昌、九江，打长沙，会师武汉，饮马长江，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。结果没打开长沙，回到江西。
1930年底到1931年初，第一次反“围剿”。蒋介石命令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，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，国民党10万人进攻中央苏区。红军总共才四万人，在朱德、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，诱敌深入，积极防御，在龙岗打歼灭战，消灭敌人一个师，活捉了张辉瓒。这是红军的第一次歼灭战，缴获了敌人很多武器，有机关枪，有追击炮。在这之前，红军还没有炮，装备很简陋。一看到缴了这么多武器，高高兴兴。每个人都扛好几条枪，抬着跑，我也扛了几条枪。战斗胜利的喜悦和丰收，并没有使我想到危险。
龙岗战斗之后，打东韶，这次打的时间长了一点。我那时是通讯员，才十七岁，跑步快。
从这山跑到那山送信，穿过田陇，子弹在耳朵边“呼呼”地叫。东韶一战，我们又胜利了，打败了敌人的一个师。这次反“围剿”结束后，苏区内部打土围子，把根据地搞好。部队休整，开始走上正规了，出操、上课、讲革命道理。在这以前，除了打仗，就是休息，没事到田里捉泥鳅，捡田螺，到河沟里捞鱼，到山上去挖竹笋，搞野菜。因为山沟里没有土豪可打，只能这样补充给养。
1931年4月至5月，敌人第二次“围剿”。蒋介石出兵20万，红军继续采取诱敌深入方针，把敌人引进对我有利的苏区内。红一方面军主力以急行军将敌二十八师包围在东固的观音崖、九寸岭，经一昼夜激战，将敌消灭。我那时送信，山高路远，只知道部队的方向，具体位置全凭自己判断。我那时十八岁，机灵的很。有一次送信，累得不行，晚上没有归队，就在山沟里整整睡了一夜。可这一睡，部队开拔了，第二天我好一阵找，终于找到了部队。
第二次反“围剿”，我们行军速度和反击都很快。从江西到福建，著名的“横扫七百里”战斗，历时半个月，打土豪，分浮财，部队很快解决了供给问题。中央苏区扩大到了福建，人口二、三百万，很快就粉碎了敌人二次“围剿”。
7至8月份，蒋介石又开始第三次“围剿”。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，30万人进攻我们。
红军主力迅速从福建回师江西，插入宁都、兴国一带。这时我正发痢疾，既得不到休息，也没有药治疗，发烧就喝凉水，照样行军。在兴国和敌人打了一仗，那时团首长命令我扛军旗──也就是团旗。我扛着团旗走在前面，跑得快，团长很高兴。我和团长首当其冲，进攻敌人阵地，全团跟进，消灭了不少敌人，打了胜仗。
战后整编，我们这个师编散了，我们团被分编到十一师、十二师去。我被编到十一师，让我到师部打旗。打什么旗呢？指挥旗！我估计是我们团长向十一师师长推荐了：这个人很好。打良村时，我一个人打着旗跟着团长。不然的话，别人都编到部队里去了，而我这个班就我一个人到师里打旗。这个变化很重要，假使不是到师里当通讯兵，去打旗，在以后的战斗中不知道会怎么样。到师里那就不一样。那时候的战斗是非常频繁的，经常打仗，一般情况下，步兵伤亡是很大的。所以后来我们红军的许多指挥员，都是通讯兵、司号员、文书出身的，真正步兵起来的也有。但通讯兵比较灵活，比较之下，伤亡就少一点。到师里之后，我们在兴国高兴圩，和十九路军打了一仗，这一仗打得很惨。十九路军，广东部队，后来参加过上海抗战。这个部队很正规，善战，加之装备精良，有刺刀、手榴弹、机关枪、炮。他们在镇子里，我们在山上，攻了两天也没有攻下来。军部通讯员来传达命令：“你们攻不下来就要杀你们的头！”命令就这样简单明了。杨得志是机枪连长，梁兴初也在，部队打的相当疲劳，伤亡大。师长曾士峨率领全师人马，包括师机关人员在内，向敌人冲杀。他对我说：“你呀，把旗子插在这里，不要动！”后来，师长牺牲了，大部分同志阵亡了，也没有打下来，只好撤走。
第三次“围剿”粉碎之后，我们这个师也撤编了，取消了。因为高兴圩战斗打得艰苦，部队伤亡很大。这以后，红军很长时间没有打仗，住下来，训练上课，有时也出以下操。第三次反“围剿”，部队没有刺刀，也没有手榴弹。这时候，部队开始重视这个东西了，训练比较正规一点了。高兴圩没有打下来，原因是敌人有刺刀、有手榴弹，而我们没有，人去冲，他不动，你没办法。我自己这时又生了病，全身长脓疮，脸上、手脚上都流脓。没有任何药，每天去池塘里洗，就自然痊愈了。十一师取消了，我被调到四军政治部，还是通讯员。这时有个战友，叫吴兴。我80年代在江西干休所看到过他，后来去世了。到四军政治部，还有一个战友，现在还在世，就是当过成都军区副司令的王东保。他当时是勤务员，我是通讯员。